文/李新立

　　肯定有人想过，院落、树木、牲畜、炊烟，是村庄的物质构成，而那一群人的婚姻、死亡、生育，应该是村庄存在的真正灵魂。

　　那天，当我听到三叔母离开人世的消息时，我在城市的一间房子里，正和朋友说起村庄的婚姻、死亡、生育。是的，村子里每年有人去世，有时一个，有时几个，他们大多是年迈的老者，可是，有时还会有年青人，甚至未成年人。这是一个多么不愿听到的消息啊！虽然死亡是无法抗拒的事实，可我依然听见了来自内心的喊叫。痛苦、压抑、揪心，针一样在身体里游走。我要立即赶回老家。

　　进村的路上，一些人聚在一起，谈论着衰老、疾病和死亡。他们对我熟悉而又陌生。他们极力镇静、平静，但内心显示出的同情，总流露在风吹日晒后的青紫色的脸膛上。在我们老李家，衰老和死亡几乎手拉手走在一起。早前年，中秋节刚过，四叔母去世了，今年，又是中秋节刚过，三叔母又去世了。四叔母走时，刚刚六十岁，三叔母年龄也不大，六十六岁，这并不是离开人世的年龄啊。

　　三叔家门口，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出出进进，表情因为庄重而显得十分模糊。门口前的一棵杏树，叶子已经泛黄，秋日的阳光，照在它的身上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击中树枝，不时有叶子飘摇而下，落在下面的一张门告（贴着讣告的门扇）上。院子里的人很多，都是前来帮忙的房下，他们瓦着脸，走来走去。我跪在中间那个正屋前，屋内，裱糊在一起的白色的灵幛，已经将我和三叔母隔成了两个世界。请来的三个匠人在做棺材，还未完工的棺材，就象一个大匣子。一个人的最后空间有多大啊？棺材摆在东北边的一间房子前加工。我没有弄明白这是一种习俗，还只是一种巧合----三叔母在世时，就住在东北边的这间房子里。

　　和我的父母比，三叔母要小十多岁。可是，打从我记事起，三叔母的身体好像一直不是很硬朗，个子不高，走起路来，身体前倾着，两只小脚轻飘飘的，好像脚下绊着什么东西，随时会跌倒以的。一直到前年，老家的大哥捎来话说：“三叔母病倒了”。我起初不以为然，但看他一脸严肃甚至愁苦的样子，我想她病得不轻。

　　我向父母说起三叔母的病，他们都怀疑那是生产队时劳累所致。母亲叹着气，叫我回去看望一下。那时正值酷暑，人们都在麦田里劳作。东北边的房子里，三叔母一个人坐在铺了羊毛毡的炕上，用一条被子围着大半个身材，样子十分吃力。她的个子原本不高，我觉得她突然变得更加矮小了似的。我说我来看看您。三叔母拉着我的手，打量着，好像不认得似的。我心中突然有些悲凄。我说，还认得我吗？三叔母说：“看这瓜娃，我咋能不认得呢。”她还问了我的父母的身体情况。她说：“你不回来看看，或许以后就看不上了呢。”说得让人心头一酸。我清楚地感觉到，她的思维是正常的。我说，安心养病吧，我期望在一个早晨，你还能出现在门前的草垛边。

　　我和三叔母家仅一墙之隔。门前是一条公路，公路边上有她家的草垛。我在老家的时间并不是很多，大多数时间为了生活而无目的的奔走。虽然每年坚持回一次家，但这仍近乎一种奢侈。我习惯了早起，清晨出门，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，让人有一种融入自然的错觉。晨曦里，听见有人在走动，在扫地。我还没有看清是三叔母，她已经说话了：“不好好睡懒觉去，起这么早做啥？”她背着一背蒌麦草，手里拖着扫竹，走了过来。她是准备一家的早餐。或许是因为我回家的次数逐年减少，早餐做成后，三叔母就在我家门口喊我的名字，坚持叫我过去吃上一些。其实，我多次吃过三叔母亲手做的饭菜。八十年代初期，我们老李家的土地因为劳动力不足，经常合在一起耕种。我们帮三叔母家耕种和秋收时，她总做我们喜欢的洋芋面，并且准备好了一大碟子蒜泥和一小碗油泼辣椒。我最喜欢吃她腌制的咸萝卜丁，每每从老家离去时，三叔母一定要为我装上一罐头瓶子。

　　三叔母就在这间屋子里去世的。一同和我赶回来的大哥，一时接受不了三叔母去世的事实。他念叨：“怎么会呢？前几天不是好好的吗？”是啊，自从三叔母得下不治之症后，亲人们隔三岔五就去看望她，关于她的病情的消息，在亲人们中间互相通报着。我虽然不是最近几天看过她的，但我在这个春节里又去看了她。还是那间房子，还是羊毛毡，还是一条红花面子的棉被。她吃力地靠在墙上，瞅着放在炕上的一碟瓜子。我忙为她剥了几粒，喂进口里。我问她还认得我吗？她不语，从眼神里可以看出，她在记忆中极力搜寻着关于我的影像，最后，我失望地看到，她没有做到，她放弃了。我剥着瓜子，泪水打在我的手背上。但是，三叔母竟然看见了泪水，抬起手，在我的手背上拭了几下---我永远心存感激，母爱渗透在一个人的血液里。我一直没有说出当时的想法：三叔母已经失去了记忆，她不会在人世间停留多久了，这个隐忧，一直藏在我的心底。

　　三叔母的坟地选在位于避风湾儿的我们老李家的老坟区旁边，距村子里约二公里路程。下葬定在下午六时，晚秋时节，这个时候天应该黑了下来，便决定提前一半小时出殡。出殡的炮仗“啪、啪、啪”响了三声，虽然不是巨响，但效果惊天动地，我相信村子里的每一个人都听见了，他们知道，又有一个人永远离开了村庄。三叔母家的门前，跪下了一大片人，其中就有她的子孙们。按照习俗，出殡时不许哭泣，但我们已经泣不成声。门前的那棵杏树，以及柳树和榆树，黄了的叶子，红了的叶子，在细风中飘零，真像洒落而下的眼泪。

　　一直到“服三（从出殡算起的第三天）”那天，我才注意到，前天沿山路去坟地时，被我忽略了的情形：几乎每块地里，都有新培了土的坟头。沧桑的三叔，拄着一条短棍，用手指着那些坟头：那一个是小灵娘的，那一个是老蔫爹妈的，那一个是小红爷爷的……在我眼中，这些坟茔，是生长在村庄身上的疤痕，且无法抗拒。

　　那天，出殡的队伍缓缓从村子里出发，好像从人的身体里穿过，那些熟悉的院落，大门，树木，牛羊，站在路边目送灵柩的人群，被慢腾腾地移在后面。花圈，幡幛，铭旌，消失在村口时，村庄好像从身体里移走了一块骨肉。我相信是疼痛不堪的。路上，晚秋的夜幕，真的如同一个舞台，该到拉上的时候挡也挡不住。幕色中，我看到棺材缓缓放入墓穴中，哭声，哭声，悲怆的哭声，冲天而上，很快淹没了仅有的一抹霞光。燃烧的纸堆，速度缓慢，火光却随风飘浮，未燃烧充分的灰烬，带着火渍，在半空飞舞，好像一只只化蝶了的生命。

     这些黑蝴蝶，陪伴着一个逝去的生命，走在天堂的路上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（作于2007年11月）

    是啊，流浪，我在流浪，巢，我温暖的家，也随我流浪。一直到现在，我依然觉得自己就像风中的灰尘，小如芥末，漂浮不定，没有依靠，不知归宿。我没有想过要走多远，那些日子，站在小城的一隅，用心丈量一下与位于六盘山下的老家的距离，100公里，觉得已经远在天涯。在小城里，我始终如一个流浪者，对小城既没有那种好奇的热情，也没有急于去适应它的欲望。是的，陌生感使我对它产生了许多抵触情绪，我很像一只躲避人群的流浪猫，孤单、怯懦、卑微。我一直固执地认为，城市这是别人的城市。

　　在别人的城市里，没有我自己固定的巢。1986年，刚到小城，我临时住在堂哥的宿舍里。县城有两个大坑，据说是过去打城墙时挖出来的。其中一个人们叫它“校场”，可能是宋代守兵演练的地方，偶尔也用来处置犯人。另一个叫做“市场坑”，可能是坑形成后，一直做为市场吧。市场坑的大舞台旁边，是堂哥的单位，一栋两层小楼，我就挤在堂哥的的宿舍里。宿舍在一楼，因为冬季使用火炉，粉白的墙壁上蒙上了一层黑尘，让人觉得屋子昏暗、狭长。春秋时节，因为雨水过于频繁，晚上，明显觉得一股潮湿从地下钻了出来，幽灵一样在房间时里飘荡。但这间房子的灯光关掉得最晚，好多次，巡夜的叔叔透过拉了单薄窗帘的窗户，看着看书写字的我，敲着门说：“睡吧，时间真的不早了，别太累。”是啊，时间真的不早了，几乎每天我在跟它赛跑，尽管我总被甩在后面。

　　那时我在橡胶管厂做煤气罐上的封气阀，实行两班倒，一班10小时，我经常踩着昏暗的路灯，走近一公里的路程下班回去。虽然是夏天，深夜十二点，街上已经少有行人了，偶尔与一些醉汉和打群架的少年擦肩而过。偌大的市场坑竟然没有路灯，人踏进去，一下子跌入了万丈深渊似的，感觉正个身体在往下沉，往下沉。睁大双眼，适应黑暗后，才敢大口出气。经过舞台时，总能听见台上有人呼吸、喘息。我在山村时，一棵大榆树下，聚在一起的人们经常说古论今。老人们说，戏台通着阴阳两界，上面演出的大都是过去的事，那其实是鬼故事，如果戏台有声音，那是鬼在走动。想起这些，我的毛发立刻竖立了起来。第二天在灶上吃饭时，做饭的大师挥着勺子告诉我：“那不是鬼，是谈对象的男女在亲吻。”恍然明白后，暗想，这种黑暗中的爱情，不知道感情的真实成分到底有多少。

　　半年之后，我随大哥搬到了另一栋楼上。空旷的四楼上，还住着一家人，占据着两间大些的房子。他们也是从农村飞来的。男人是国有事业单位的职工，我称他为“叔叔”。叔叔把老婆和三个女孩子都办了“农转非”，这三个孩子在城里上中学、小学，小楼里便有了学生念拼音“a、o、e”和课文“春天来了，风轻轻地吹着”的声音。他的妻子在一家裁缝店打工，经常把布条子带回家，坐在楼道里，细心地做纽扣儿，有时，还拿回一些衣服，放在一只大塑料盆里洗着。我和他们的孩子一起玩耍，觉得日子很是温暖。

　　叔叔所在的单位不是十分景气，我常听见他们夫妻在半夜三更时节，因生计问题而吵架，吵得很厉害。晚上，他家的电灯总不能按时亮起来，而他，一个人坐在黑暗中拉着二胡。记得他经常戴着顶蓝色帽子，少见他取下来过。帽沿压得很低，将一双疲惫不堪的眼睛藏了起来。他的二胡曲调永远充满了忧郁，嗡嗡嘤嘤，如泣如诉，忽高忽低，忽紧忽慢，忧伤充盈着小楼，包裹着他们，冲撞着我的心情。我问过他：“叔叔，这是啥曲子”，他说：“江河水。”我记下了这个曲子，觉得这是天下最忧伤、最愁苦的曲子。

　　找到工作和干好工作，都十分的不易。我还没有熟悉橡胶管厂，它却因为我常常亏损，通知我走人。我告别了那几个白天上班、晚上跳舞和吹口哨的同事，去了工艺品厂。在工艺品厂，领导喜欢指挥着我，不断搬来搬去，好在自己的东西不多，一个铺盖窝而已。最初，我被安排在一间两人宿舍里，推开双扇木门，小心地放下铺盖后，舒了一口气。房子是平房，建于七十年代晚期，土木结构，窄小、低矮、昏暗。同宿一室的这个矮小的男人姓王。我们用煤油炉子做饭，房间里经常充满了菜油和柴油的混合气味，以至于连衣服上也是这这样。他和我很少说话，但是，我床头堆放着的一些书籍，当我不在的时候，他饶有兴趣的翻看这些精神食粮，我能断定这给他带来过精神上的愉悦。我觉得他应当感谢我。

　　王师傅属于有手艺的人，“一技在身，走遍天下”，虽然年龄已近四十，但皮肤好，两只手细腻得让人怀疑长错了对象，不像从山村走出来那种人。他白天拼命工作，总能超额完成计件任务，深得领导看重，多次在职工大会上受到表扬。这些条件在他身上结合后，晚饭后总有一些女工串门子，找他谈天说地。他们一起说说笑笑，日子过得快乐无比。可笑我不懂饮食男女，不懂平常生活，我只渴望能很快安静下来。数日后，他和另一个女工一起合伙做饭了，他们蒸米饭，包饺子，俨然居家过日子的样子。

　　真的，我没有对他们的生活表示反对，可对不起我的却是王师傅。或许我的存在有碍于他们的进一步发展，他竟然像小孩子一样，向上打了小报告，说我晚上睡得太迟，而又鼾声如雷，影响他的休息，更影响第二天他的产品数量和质量。过了几天，我就从这间房子里调整了出去。我出来不久，王师傅在众说纷纭的原因中，竟然辞职回家了。多年后，我差不多忘记了他，经别人提及，我又想起这个人来。听说，他凭着自己的手艺，在镇上开了个小店，生意还算不错。还听说，他不显老，只是头发越来越少，几乎秃顶了。

　　我从王师傅那儿搬出来，住进了一个单人间，房子可能久不住人，有一股发霉的气味。我坚持打开门窗通风，还点燃那种卫生香。空间虽然是小些，但总算是一个人住了，多了很多自由，可以随便躺在床上看书，还可以在床上铺一小块玻璃，上面放上纸，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这是一排老式平房，修建时，可能为了方便，每间房子的隔墙都没有到顶，顶棚只是用结实的牛皮纸糊的。晚上，关掉灯，一切安静下来后，这个空间里除了我，还有开始行动的老鼠，这些聪明的小家伙，在墙壁上挖出了许多条四通八达的道路，还挖出了自己的家园和房子。它们像一群自卑的人群，逃避过白天的喧哗，夜静更深时分，开始访友、开会、玩耍、为生计奔波。我听得清楚，它们先是一只，再是几只，然后是几十只，在顶棚上走动，跑步，一群多么快乐的小老鼠。我不惊扰它们，夜是属于它们的。

　　如果不小心，可以听见隔壁稍大些的动静。我的邻居是位未婚的女工，家在城郊，她和另一位女同事住在一起。后来发现，经常有一位小伙子来找她，和她一起的那个女工成人之美，下班后便经常回家。夏天时，天黑得迟，特别是在周末，住在厂里的很多工人都骑着自行车回家了，偌大的院子里，就有这位女工、我、一只名叫黄黄的母狗。一天晚上，我看见她那间房子的灯黑着，以为院子里只有我一个人了，便有些恐惧，深夜，把狗从后院牵到了前院。半夜，我打算睡觉时，隔壁发出了很大的声响，我以为有贼，屏气凝神听了一下，恍然明白那是男女愉悦的声音。一切都是无心，天啊，原谅我的过错吧。真不该把狗牵了到前院，这使她的情人没有在我们上班之前顺利走掉。还好，半年之后，他们喜结良缘。

　　很少有人光顾我的小屋。光临这间小房子的第一批客人（也是唯一的）是几位远方的老师。我永远不能忘记他们，他们是我的指路人。那天中午，几位老师路过静宁时，他们驱车来到了工厂。在一位好同事的指引下，他们来到我的房子前，推开了房门。依照往日，我肯定在里面休息，可这天，我却正好不在。我的同事替我兴奋着，这个中午，天上的太阳肯定看见他骑着自行车，跑遍了他认为我可能去的所有地方，问遍了我的所有朋友和亲人，他要告诉我，他们在房间里等着我。我的老师们，坐在床上，不用多大功夫就看到了房间里的一切：一张床、一只凳子、墙壁上继续脱落的皮、床边的纸张。同事的自行车载着我回来，已经下午2时了，我没有看到老师们，老师们也没有看到我，但他们给我留下了几本杂志和一摞稿纸。我的同事告诉我，当老师们推开门时，他们犹豫了一下。是的，他们不相信我会住在这样的一间屋子里。

　　1991年，那些房子拆除。工作没有起色的我，又在别处找了一间房子。那是栋临街的小楼，共三层，水涮石装饰的墙体上，掺加了不少玻璃渣子，在阳光下闪射着珠宝一样的光芒。二楼，有一个三间大的仓库，我就装在里面，和一些桌子、凳子住在一起。那些桌子，我可以任意支配，我可以在任何一张上写字，甚至作床睡觉。仓库朝街的两个玻璃窗子，除了挂着厚实的蓝布窗帘，还用床板堵了起来。白天，阳光从木板的缝隙里透进来，将里面所有的东西切割成条状。夜晚的暮色最早降临我的仓库，街上昏暗的路灯被拒绝在室外。我喜欢这样的情境。

　　在这个仓库里，做梦不分昼夜。天灰蒙蒙的，周边没有树木，没有鸟鸣，呼号的风裹着人声、车声，我在这些声音中独自奔跑，越跑越快，最后飞了起来。尘土、沙粒包围着我，随我奔跑。突然，风停了，我从半空中掉了下来。醒来，我躺在地板上。那些从窗户挤进来的阳光，透过木板的缝隙，正好落在我的身体上。

（约3700字）

 　　工厂，三班倒，8小时制，它们是多么美好的名词呀。那时，我站在六盘山下的一个村子中央，大山可以挡住渴望的目光，却挡不住走出去的心。1986年的夏天，割倒了最后一绺麦子后，我终于踏上了去县城的公路。有好多收麦的乡亲，抬头的空隙，看见一个灰头土脸的少年，绿色上衣，蓝色裤子，顶着一只掉了颜色的黄军帽，脚踏着一双厚底子的布鞋，走在尘土飞扬的路上。

　　我如愿以偿，先在一家做橡胶制品的工厂当了工人，此后，又去了两家不同的工厂。

　　工厂不大，四四方方的院子，东南西围着两层高的楼房，北边是临街的大门。我被分配在东楼上的一个车间里（是一间不大的房子）。我基本熟悉了这里的环境后，曾利用解手的空隙，去几个车间看过，其中一个是做皮带的，还有一个是做橡胶管子的，我的这个车间是做橡胶垫子的。这些车间永远都是雾气腾腾。起初，我不知道这些垫子的用处，后来，我使用煤气的时候，恍然明白其中的一种是煤气罐上的封气胶垫。

　　上班实行两班倒，不是三班倒，却是8小时制。和我一起上班的是一位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哥们，姓张，他坚持要我叫他为“张哥”，我便叫了，理由是他似乎要比我成熟得多----他那时已经学会跳舞，并且谈恋爱了。上班时，他用一半的时间做活，用一半的时间窜岗，一副老工人的样子。心情好的时候，撮着嘴吹“阿里巴巴”和“冬天里的一把火”。若是下了早班，总要借上同事的红旗牌自行车，带上女友去逛街，晚上和女友一起跳舞，一副精力充沛的样子。有一天上大夜班，他中途出去后，好长时间没有回来，我有些怕，便去找他，结果发现他和橡胶管车间的一女工，拥坐在长凳上亲嘴。车间雾气弥漫，他俩笼罩在热腾腾的浓雾中，想必他们浑身也是热腾腾的。

　　车间原来只有三个人，两女一男，男的就是上面说到的小张，一个年龄大些的女师傅姓马，一个年龄小些的，二十五六岁，姓田（在没有特殊要求下，我主动叫她们为师傅）。田师傅还没有谈恋爱，和陌生人面对面时还有些羞赧。增加了我后，我那张哥想一男一女上班，结果让他失望。领导武断地说：“你们两个男的一个组，两个女的一个组。”就这样分成了两个组。其实，我从小田稍纵即逝的眼神里察觉到，她也是愿意一男一女上的。当时，她朝我脸上看了一眼，我就知道她想跟我一个组。初到城里，认识的人并不多，她的圆脸上挂着的浅笑，让我有一种踏实感，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似的。

　　工作并不复杂。那是一台工作台面约八平方米的电热炉，我把生橡胶从库房领出来，用一把锋利的尖刀割成小块，填到那些模具里去，然后放到电热炉上加工成需要的胶垫。那正好是夏天，车间里充满了橡胶味儿，我的头发中也缠绕着橡胶味儿。高温下总觉得衣服是多余的，便急盼着冬天到来。按照张哥的指点，我把成品装到一只塑料编织袋子里，把残料装到另一只塑料编织袋子里。一月后，张哥问我：“你这月领了多少工资？”我才知道发工资了。果然，有几个人在我的视线里，用粘了唾液的手指头数钱。我便去了财务室，会计撂过工资册，我用指头点过所有人的名字，就是没有我。我说：“咦，咋没有我？”会计瞪大眼睛说：“你叫李新立？没有，你没有，你还亏损了18元。”我便也惊奇地瞪大了眼睛。会计对我说，出库原料减去残料，等于成品，但我的成品远小于这个计算结果。他盯着我问：“你懂了吗？”这句话我懂，潜台词是：短少的部分哪里去了？

　　上夜班时，我把这个疑惑说给张哥，他神秘看了我一会儿，走到小田的成品编织袋子前，打开袋子，掬出几把成品放到我的袋子里。我说：“你咋能这样呢？”他愤愤不平地说：“我咋不能这样？你以为你真的短了？是她拿走了”。我惊讶地张大了嘴！他说：“出库原料减去残料，等于成品，这个你懂吗？”我赶紧点点头。他又说：“问题是她的成品怎么会盘长呢？谁能用50公斤原料生产出60公斤产品？这不明摆着吗？”我张大了的嘴合不上了。他说：“他们俩以前也拿过我的呢！”张哥还没有说完，小田的笑脸一下子在我面前膨胀变形。但我决定不动她的成品，我也不会声张，不过，我今后，一定会提防着她。

　　可是，没有我的“今后”了。下了班后，我还没有走出车间，管生产的厂长踱了进来，对我说：“你来一下。”在他的办公室里，领导郑重其事地说：“就开门见山吧。你的亏损咱们就不提了。你不觉得你不适合做这个吗？听说你会写写画画，建议你到这方面的厂子去试试。”我听懂了。回头看了眼生活了一个多月的工厂，走出了厂门。

　　经人介绍，又到了一家工厂。这家工厂很小，是怎样的小呢？这么说吧：那两扇木门，大打开后，只能容得下一辆架子车通行。有人总把这个小厂叫做“钟表社”。听说，1948年小城解放前，它就叫钟表社，是个体经营的，买卖那种台钟一类的玩意儿。社会主义工业化改造中，成立了手工业合作社，它就成了集体财产的一部分。几十年过去了，小城人们不知是恋旧，还是出于口头上的习惯，还把它惯叫做“钟表社”-----我觉得叫钟表修理店可能更合适些。钟表修理店临街，是一间大门面，门窗都是木质的，用黄漆涂了，明显带有七十年代的建筑风格。里面摆了十几节柜台，也是木制的，也用黄漆涂了。柜台中的许多小盒子里，装着分针妙针小齿轮一类的东西。有几个女人，头顶着白色的帽子，穿着白色的大褂子，不时用能放到眼窝子的放大镜，观察攥在手里的手表，神情神秘而严肃，宛如中国侦破大片中提取指纹的法医。她们的两只胳膊上，也戴着三五块修好了的手表，举手投足间显得傲气实足。

　　也有人叫它为“工艺厂”。其实，真正工艺美术品并不多，主要产品是描摹山水画。在60cm×120cm和40cm×60cm的玻璃上，用油彩把那些画描下来。这些东西竟然销路不错，我老家的墙上至今还挂着几幅山水玻璃缸镜框，其中一幅上面还有一行规整的字：“李新立同志离厂留念”，字是用红漆描成的，多年了，那红色也不掉下来。师傅们穿的是蓝色的确良长大褂子，他们用红的、绿的、白的、黄的、粉的、黑的油彩，在玻璃上描绘出青山绿水、松鹤延年、亭台楼阁后，染在手上的多余油彩，顺手抹到长褂子上去，于是，那些褂子不再是蓝色的，而是五颜六色的，也没有了的确良的那种质感，象毡子一样厚实。

　　我做的是粗活，全是后道工序。把那些从外地采购来的压成型的框料，在电锯上截成条子，然后在两头打上眼，再用一只铁盆子去熬些木胶，把打了眼的木条子蘸了胶，用铁钉钉到一起。还得把师傅们画好、风干的玻璃画装到框子里去。这已经是成品了。但我的工序并没有结束，还得把它们装到纸箱子里去。我这样默无闻地做了一段时间，终于又来了一位顶上了我，车间主任允许我也画镜框画了。一周时间里，我的蓝色大褂子也涂满了色彩，当然，我的蓝色大褂子原本是涂着木胶的，上面涂了油彩后，用指头轻轻敲击，竟然能够发出鼓一样的响声。

　　时间不长，我又去做皮箱了----还有人把它叫“皮箱厂”。皮箱也是主打产品。皮箱其实不是用真正的动物皮做成，而是用人造革做成。这个产品我从头到尾地做过。箱体是纸板的，我们叫它为瓦楞纸，不是一张，而是五张合在一起，比五合板还结实，有韧性。一张一张的纸板是用浆子粘起来的。浆子的做法简单而复杂，在一只直径约2米的大铁锅里，倒一桶水，水开后，把精面粉一点一点撒进去，用一条大棍子慢慢挑动，一直到稠得搅不动了，才掺进去一勺水，再搅。如此反复六七遍，浆糊才算做成。自此，我的工作服口袋里，便有了几样新东西：一把锋利的刀子，一只扁刃锥子，一疙瘩蜡，两根大针。刀子是裁掉多余的人造革用的，锥子和针当然是缝制皮箱用的，那个蜡蛋，是打磨缝线用的。另外，手上还多了一样东西：锥子和针留下的伤痕。

　　大约1995年的时候，这家有三个名称的小厂被水泥厂兼并了。

　　进水泥厂的第一天，管生产的领导开了会，分了组。总务给了我一把钥匙，打开门，是三张床----那个空着的是我的了，因为另外两张已经躺着人。车间主任给了我三样东西：一顶防尘帽，一只防尘口罩，一把大方锨。这意味着，我的新的生活开始了。

　　国内最长的国道干线边，有许多县城、村落，也有许多工厂，包括冒烟的工厂。我多次在班后爬上高高的窑楼，眺望远处。我的这个行为多少有些与众不同。东北边有座叫“烽台”的山（我原以为山上至少有一处烽火台，但没有，与古代的烽火台不沾亲带故），山上有三棵松树，据说是宋朝时期的，这山就与周边的山与众不同了起来。与众不同的还有，山上有座三将军祠----这和三棵松树有关，一棵代表刘锜，一棵代表吴玠，另一棵便是吴璘了，山叫“烽台”也才似乎有了些道理。早晨太阳刚升起的时候，山上包裹着一层淡蓝色的烟雾，这不是自然形成的，而是我站着的这座窑楼产生的。也好，有了这“雾”，山在霞光中，有了些神秘。我曾经打定注意要和古人完成一次对话，但一直没有深入下去过。总有人走出来，说：“你在做啥呢？”我说：“我在看山呢。”他也朝山看上一眼：“山有啥好看的呢，不如缓着去。”我便歇息去了。

　　我们一组四人，两个张师傅，一个吕师傅。我们的主要任务转运从窑楼卸出来的料块，大家都头顶防尘帽，嘴堵着防尘口罩，一张脸全部被隐藏。那些块状的结晶体，从千度以上的高温炉内跑了出来，还带着炙人的热。它们受咖吗射线的的指挥，排卸得极有规律，每隔一小会，卸料器“昂——”地响一声，“哗——-”地流下一堆料块，“昂——”地响一声，“哗——-”地流下一堆料块。那个链板输送机，好像一个人，始终处于紧张状态，把那些料块运过来，溜到我放好的架子车上。等架子车满了，推到一边去，赶紧换上另一辆架子车，然后推着装了料块的架子车，“丢丢丢”地一阵小跑，把料转倒到堆场里去。

　　车间主任姓杨，一个很不错的老头儿。第一个月发工资，他对我说，大概有10天左右的考勤因为计算上的方便，和两位张师傅的工资算在了一起，叫我去向他俩要。我和他俩说，他俩不承认，我很生气。我到财务部领了20天的工资，一看数目，便不生气了。400多元，才20天呀，是我在以前那个工厂的10倍。我不再提究了，二位张师傅却在一天晚上给我送来了两条烟，相当于50多元钱。我没有收，我说那10天是我请客了。他们不信，往后的日子里，总找机会帮我推车，弄得我很不好意思，像欠了他们的似的。

　　晚秋时节，上夜班是苦差事，尤其是上大夜班，要从深夜12时上到第二天早晨8时，瞌睡不说，还会觉得冬天一样寒冷，特别是在凌晨时分。这时，我们四个人会违犯纪律，偷偷睡一会儿。那些倒在堆场上的物料，虽然硌人，但很是温暖，躺在上面，没有多想，就沉沉入睡，那隆隆的机械声，那细细的晨风，都甩到世界之外。一直到驾驭装载机的师傅转载物料时，用装载机的大铲，在身下掂掂，才从酣睡中惊醒。

　　边上班，我们边参加业务培训。在一间大会议室里，铁架子支了一张涂黑了的木板。化验室的技术员，一连讲了三天，我在本子上也认真记了二十多页。我本来化学学得不好，那些符号和元素记得歪歪扭扭，至今没有弄清三氧化二铁、氧化钙、三率值、饱和比。两个月后，说是要进行考试，考试内容都是我记在本子上的东西，大多数人笔记做得马虎，所以我占了不小便宜。考试现场并不象高考那样严格，既便是放开抄，也有很多人不知所以然。因此，我的一份卷子成了传抄的范本。传至我的手里时，已经面目全非，我只好又重抄了一份。我重抄的这一份考卷，可能是我半生中比较有意义的一份答卷。据说是因为我的字写得好，一个月后，我调离了车间。

　　一转眼，10多年过去了。昨天，我还庆幸自己终于有了可以依靠一生的公司，今天，黑云般的忧愁却又密布内心。这样一个昔日“机声隆隆，一派繁荣景象”的企业，像一头老牛一样，辉煌已经成为过去。它吐出的烟雾，是大家心中的一块病。过去那些给它荣誉的单位，都像躲着灾难似的绕道而行。有人说：关掉它！有人说：卖掉它！有人说：拆掉它！这些声音在我耳朵边不时轰鸣。父母年迈，孩子幼小，妻子失业。这些日子里，我真担心一觉醒来，它突然不在了。每天回家途中，我都要回过头来看看它，只要它还在喘息，就觉得自己还在喘息。

（旧文章删改。约4800字）

流水这把刻刀，与山峦千百年的对抗中，硬是将那些连绵起伏的山脉一点一点切割开来，让山峦在风吹日晒中日渐沧桑和瘦削。同时，它又把隐藏在山间的村庄打碎，于是，村庄才能够以河道、沟壑、山岗为自然分界线，有了中庄、程塬、童岔、流长等村庄的名称。和许多乡亲的手一样，粗看上去，这些河道、沟壑、山岗显得拙朴、粗糙，甚至雷同，但细微得也像指纹一样，没有那一个是一模一样的。

泾水的旁边，六盘山之下，村庄被四围的山峰揽在怀中，婴儿一般安祥。站在村庄的任何一个位置，都可以确认横亘于东边的山是最高的了。一座山，你可以以喜欢的物象命名，可以以一个美丽的传说命名，也可以以它拥有的方位命名，叫得时间长了，它就有了人一样生命和与村庄一起厮守的感情。东边的虎山，就是因它像伏在地上的一只虎而命名。山上长满了桃树、杏树、榆树和柳树，白的花，粉的花，绿的叶，绿的草，或许就是卧虎那五彩斑斓的皮肤。但我觉得这不是它名称的全部内涵，太平、吉祥才应该是它的真正蕴义。这一切归功于先人们丰富的想像力，是先人们赋予了东山的全部活力。

初春时节，桃花、杏花相继开放，枯草吐青，候鸟归来，山村有了音乐般的美妙。父亲曾经在这个季节带我上山，他提着一把铁锨前面走着，我空手跟在身后，直立的、弯曲的、纤细的山路被甩在下方，甚至看不见来路的踪迹。站在我家田地边的一棵杏树下，父亲叫我用力朝前看去。近外的、远处的山高高低低，无规则的拥挤、重叠，天际呈弧形搭在了远山上，和远方弥漫着的淡蓝色雾气融合。看着这些景象，我有些措手不及的感觉。父亲不擅长讲故事，他说：“山外不都是山，还有和山村不一样的城市。”他说，他年轻的时候，随长辈们去了好多次山外，天还没有亮，顶着星光出发，回来时已经深夜，来来去去几百里，全靠双脚。我恍若看见一群身穿补丁衣服，头戴草帽，脚踏布鞋的乡亲，推着手推车，谈论着庄稼，流着汗水，踢踢踏踏走在山峦叠嶂间。他们中间，有我年轻的父亲。他们是去购买盐、铧等生活和生产资料。

从此，年少的我，便有了梦想。

表面上看，是流水将山峦和山峦间的村庄割裂，但是，流水并不忍心将它们打碎，它好像瓷器上的裂变，又将整个村庄连在一起。我，我们，不可能从每一条河流中去考察她所穿过的全部村庄，但只要打开地图，就可以看到许多交错的蓝色在一大片纸张上勾勒出的优美线条。这些流水，事实上都围绕着村庄。我的父亲当年就是沿着靠近村庄的河道、沟壑，穿过许多叫不上名字的村落，和太阳一道，从东朝西而去，那里有一座叫静宁的县城。他，他们，遇水阻拦时，又爬山行走。父亲一直坚信，顺着流水的方向，就能到达目的地。多年后，我也顺流水的方向行走过几次，但就是没有弄清我是否沿着父亲当年行走的路线前进。因为行走，便有了路，因为行走，那些羊肠小道，便畅通了起来。

我对家的怀念和眷恋，也经常就是从河流开始的，确切的说，是从村庄旁边的一条沟开始的。这条沟叫“西番沟”，基本呈直线延伸近百里之遥，它和一条没有名字的沟互相交错，极像偌大的十字架，搭在上下几个村子里，将村庄划成几份，将我隔在村庄之外。然而，熟悉了沟，就会明白，它和流水一样，连着每一个村庄，顺着沟行走，就会很容易地到达另一个村子。记得小的时候，总会有行色匆匆的人问路，这时节，村子里的人挥着手说：“你顺着这条沟往下走，第三个村庄就是。”虽然问路的人并不一定要从沟里走过，但起码证明，它应该是村庄的地理标志。

沟口是村庄的灞桥，是乡亲的长亭。一年四季，有许多青年后生，在这里和亲人依依惜别。命中注定，我是要流浪的，二十多年前的一个初春，我丢下书包，要走出村庄去外面闯荡，母亲也送我到沟口，眼泪叭哒叭哒流了下来，滴到沟里。我虽然没有回头，但我听见了母亲的眼泪落下的声音。沟口和长亭相比，远过四十里。

实行生产责任制时节，生产队分给我家一片杨树林，就在这沟坡上。我家从来没有过树林，母亲拣了宝贝似的，逢人就高兴地说：“林子里的树长得好啊，再过两年就能当椽了”。是的，我家的一排瓦房顶部已经深陷了下去，一场大风就可以掀翻，我们很需要这些东西。在近半年的时光里，一有空闲，母亲就去沟坡，看看属于我家的那片树，好像那些杨树也是她的孩子。很快入冬了，沟坡上的草枯萎了，树叶掉光了，一场小雪之后，沟坡上显得灰蒙蒙的。一天清晨，母亲又去了沟坡，快中午时，她吃力地拖着些树梢回来了，那神情像失去了什么。她谁也没有看，自言自语：“沟口的树叫人偷光了。”母亲把那些树梢扔在院子里，站在屋檐下，瞅着贼留下的树梢，十分惋惜。事实上，沟坡上几户人家的树，一夜之间几乎全被偷光了，它们痛苦地躺在另一户人家的院子里，准备修房或者出售。近一个月时间里，村子里好多人都在诅咒坏了良心的贼，但母亲没有。对于沟坡上那块没有了树的土地，母亲很果断地作出决定：种些苜蓿。

正月里，沟坡上的土地还处在冰冻之中，是母亲用锄头唤醒了它们，古历二月二过后，母亲便在那片原来生长杨树的地方，撒下了苜蓿籽。又过了十几天，我家的地里先是一片嫩黄，之后长成一片绿色，在沟口显得十分显眼。这是一片率先绽放出花朵的草地，也是一片和人亲近的草地。夏季，那些花儿，把大半个沟坡染成了蓝色，雾一样在空气里浮动着，让人的眼睛都晃动着淡蓝。这个继桃花、杏花开过后的又一个清香飘荡的季节，花的香，青草的香，构成了夏天的全部印象。

的确，这条沟连接着我和村庄，还有母亲。去年六月份，我带着女儿回家，一场雨后，沟坡上的青草、野菊，不时让女儿发出一一声声惊叹，她的手上攥满了掐下来的花朵。那些一跳一跳的尾巴还没有蜕尽的小青蛙，叫她兴奋得喊个不停。我带女儿回家，是为了认识去山村的路，我担心在我之后，生活在城里的农村人会忘记了山村。在沟口，我们先看到了苜蓿地。女儿面对一片蓝色，惊讶地张大了嘴巴，要扑过去拥抱似的。几天后，我要离开母亲了。和女儿出门时，母亲也背上背篓，拿上镰刀，随我出门，去沟坡上为两头黄牛割草。但是，我心里明白，母亲并不是去割草，而是送我们父女俩。我过了沟坡，回过头，母亲就站在我家的苜蓿地里，朝我这边张望。这时节，苜蓿花开得正蓝。

好些日子里，和我的父亲曾经告诉我的一样，我也一再告诉女儿：大大小小的河流，其实都连接着村庄。有流水的地方，就有村庄。顺着流水前进，就会到达目标。

我曾经顺着一条流水的方向，抵达了目的地。从村庄出发，朝北行进，穿过一座不大的山，进入一条深沟，它的水流汇入葫芦河的支流。有许多叫不上名称的这样的深沟，遍布在地球上。我用三个小时的时间，借助自行车，连滚带爬的走完了全程。沟内的树木是常见的杨树、柳树，灌木丛长势热烈而且执着，杂草如毯铺着。有一些年长者曾经警告，一般不要在杂草茂密的地方行走，那下面或许是看不见的沼泽。沟里有一条细路，那是人们经常踩出来的，很有些经验主义的味道。细路之所以细，是因为它实在像粘在崖壁上的一根麻绳，走在这条路上，阴冷的湿气不时迎面袭来，好像突然从什么地方窜出的松鼠、小鸟。从沟口出来，眼前开阔了起来，已经进入了宽阔的河道，凤岭、沙塘、联财、神林、司桥这些村镇的名字和人一样，开始明亮了起来。过了司桥，上一座山，小城和目光撞了个正着。

不是所有的水都夹在山间。去年夏天，到一位朋友家的途中，与一条水相逢，它两边的山听见号令似的，后退几十里。横亘于眼前的这条水，应该是渭水的支流，从表面上看，七拐八弯的，似乎就是从远处的六盘山钻出来的。远处的六盘山逶逶迤迤，朦朦胧胧，上半部挨着湛蓝湛蓝的天，下半部浮在沉沉雾蔼上，好像漂在空中。看的时间长了，眼前的这条水，也好像漂在空中。宽阔的河岸上，我信步几十米。几只羊在河岸上低着头专心吃着草，样子如几块灰白色的石头。草不是那么丰茂，虽然被人践踏过了，但一经水的冲洗，就有了鲜美的意思。这些草可能被它们啃过几十次甚至成千次了，但它们没有厌弃，就像我从来没有厌弃过我的山村一样。贫瘠却生生不息的地方，是快乐家园。我打量着羊，羊抬头看着我，样子显得沉着、安静、优雅。那只看我的羊“咩”了一声，若是人类，想必是跟我打招呼：“你也来两口？”

十三四岁的穿红运动衣的放羊女子，赤着脚蹲在河边，一双黑条绒做的鞋子放在一边。她似乎没有注意到我在看她，依然用手打捞着水花，水从她的手指缝中流出去，水就有些婉约，有了些温顺。从这里过河的人多了，她过河的次数也不少了，她很不已为然。我说：“怎么不把羊赶到草多的地方去放？”她抬起头羞涩地笑了，山里的风虽然吹红了她的双颊，但她的眼睛里没有一丝杂质：“啥地方草多？是草原吗？”想必她，还有她的这些羊，顷刻之间飞到了辽阔的草原----净而远的蓝天，还有钻进云朵的悠悠牧歌。

不远处的几棵柳树，歪歪斜斜的，粗粗壮壮的，枝条低垂着，恍如用一种姿势守在河边的老人。水声潺潺。河道里没有一丝一缕的风，河水往前走着，可能把风带走了。往前走的水，还捕捉了阳光最美丽的部分，虽然是混浊的，却散射着红色、绿色、蓝色。看不清它有多深，河底的石头有多大，可从平缓流动着地姿势里感觉到，这就是一位饱经沧桑的人，表现出一种惊世骇俗的镇静，而内心世界却波涛汹涌。河上空的天蓝蓝的，偶有几朵云彩慢慢走过，一群鸟儿飞过去了，听不见啁啾声，一只鹰在盘旋着，影子在河滩上游走，倏地就不见了。河岸上显得旷远、悠静。

我脱下鞋，卷起裤管，把脚伸进水里，温热的水从身体漫过，感觉有许多鱼咬着我的脚心。流水冲不走影子。阳光把我的身影投在河水中，摇摇晃晃，水也站立不稳似的，摇摇晃晃。多年来，我在急急忙忙地在寻找着什么。一转眼，时间水一样流去了，我不但没有找到，更没有留下些什么。我内心里升起莫明的恐慌。鱼，我是一条游走于河水中的鱼，河水是我的家，我在水中自由自在地游着，溅起的水花是我的歌声，水中大的、小的，有楞有角和圆润的石头是我的朋友。回头看见被水冲涮而成的河岸断层，白色的石头骨头一样，一层一层地堆积着。裸露的石头缝隙里，长着沙棘和野刺。我曾想，河水干涸之后，一场雷雨不期而至，洪水卷着泥沙覆盖了干涸的河床，岁经千年，我是否会成为一尊化石？

流水的柔顺可以把山峦切开，山峦的硬度可以把流水的方向改变。人们为了走捷径，往往要遇水架桥，逢山劈路，大地上便沟壑纵横，互相交错。没有谁能弄清楚，村庄四周的山，虽然手挽手站在一起，但山峦上的叫做壑岘的路口却常年行人不断，流水一样。我们不知道这些路是哪年哪月开采出来的，可最清楚的是，它们是村庄通向外界的必由之路。村北山崾壑岘我多次通过。通常，回家的路线是，坐班车跨过一条叫甘渭的河，步行至店子壑岘，再穿过一条山庄的沟，又到了那个叫老庄的壑岘口。站在这里，可以看见绿树掩映的村庄，可以看见沟渠伸向村庄的腹地，可以看见一座院落及门前晃动的黄牛的影子----我的家。看见了家，就有一种疲惫不堪的感觉。

树木是村庄的物质构成部分，它也是大地的灵魂。一座山，可以没有一棵大树，但不能没有成片的小树或者灌木丛，有了这些，山就灵动了起来。几乎每个山崾壑岘口都长着至少一棵大树，可能是一棵柳树，也可能是一棵榆树，甚至一棵酸梨树，因为经常有山风从它的头顶上掠过，它的皮肤便变得粗糙，皲裂，发黑，叶子小而且没有那种宝石般的绿色，枝丫伞一样散开，形成向下的姿势。山口鸟少，如果有，那就是老鹰，从山顶上冲起来，盘旋凡圈，或者悬浮在空中静止片刻，再朝壑岘口腑冲下去。那个姿势，坚硬得像一块砸向大地的石头。

没有人能说得上，这些树是谁在哪年哪月种下去的，一些额头挂满皱纹的老人说，他很小的时候，曾经在树下歇过脚。或许是路过的鸟雀，仓促间丢下了一粒带有种子的粪便，但这种可能不大，千真万确，没有多少小鸟喜欢这里的树，因为山口的风威猛透骨，鸟雀们不愿意在它的枝叶间栖息和停留。我揣测，是不是几个穿草鞋的行人，踩着雨后的泥泞，互相搀扶着艰难地爬上山崾壑岘，在这里，他们借较为平坦的地势，对行程中的狼狈稍作整理，顿了顿脚，将鞋上带有种子的泥巴甩在了壑岘。他们走了，泥泞中的种子大多数干枯，只有几粒或者一粒在土地中顽强地发芽。

我享受过在它的树荫下歇脚的痛快。炎夏时节，我回家或者离家，浑身被汗水浸透时，最喜欢在树下乘凉，稍作小憩，让山风抚平旅途的疲劳。但不敢久留，富有经验的老人们告诉我，山口的风是把无形的刀，呆长了会划伤身体。但是，一棵、两棵树在山崾壑岘构成了一道温暖的风景。有时，我就想着，它或许应该是一位永远站立着的沧桑老人，目光永远关注着走出走进的人们。

文/李新立

牴羊打头、牛喝水，天亮的瞌睡、新娘子的嘴。

------静宁民谣《四大美》

1．少年放羊

土地承包时，我们家分得了五只绵羊，其中有一只牴羊，个头高大，威风凛凛，我曾经把它当做坐骑。这五只绵羊平日里由六叔放牧，暑假就由我出去放牧。这是出去玩耍的最好的时机，便和小灵、玉生几个约好了，把赶出家门的羊只合在一起，羊的队伍就有了那种浩浩荡荡的感觉。

和大多数动物一样，绵羊也喜欢过群体生活，可能出于安全上的依赖，它们习惯将身体挤在一起，进则全进，停则全停，并且互相之间很是关照。如果偶尔有一只因为贪吃，不知不觉远离了羊群，它会抬头打量四周,然后呼唤几声，前面的羊们听见后，会停下脚步，发出呼唤归队的叫声，迷路的绵羊就顺着大家呼唤声，重新回到集体。绵羊不耐热。六叔说，炎夏时节，要把羊只赶到低洼地带，不能让它们中暑。跟羊群一起长大的我们，当然知道它们的这个生活习性，并且还知道羊群聚在阴凉处,是很少乱跑的。

这给我们的贪玩提供了方便。羊群赶到山阴处后,我们就去捉黄鼠。这种生活于山间田野里的家伙，恶吃即将成熟的庄稼,在地埂上打洞生儿育女,还要把粮食运进洞去贮存。天气燥热的时候，它们经常出洞，两只前爪抱在胸前，人一样站立着。它们的警惕性很高，老远听见响动后，“哧溜”一下就钻进洞里去了。我们便在它的洞门前挖一个尺把见方的坑，上面盖上一张旧纸，纸上敷一层细土，然后远远地等着它上当。过上一会儿，黄鼠耐不住外面的诱惑，小心地走了出来，结果还是掉进了我们设下的陷井里。玩归玩,但心还在羊只上。比如，猛地看去，一只羊走得很远很远了，独自在地埂上吃草，那种白色和绿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便慌慌张张地叫喊着跑过去。走近一看，那是一蓬絮状的花，吓得又赶紧折身跑了回来----我至今叫不上这种花的名字，大概是因为它惨白的缘故，一直把它叫做“死人骨头”。

最担心的事是牴羊打架。有那么三五天，谁也弄不明白它们是为了什么，牴羊之间就有了仇恨。就像是一群孩子，明明愉快地玩耍，却突然翻了脸。我家的和玉生家的牴羊，像是约好了似的，冲出羊群，在众目睽睽之下开始对峙，然后猛地冲了上去，两只头“啪”地碰到一起。再扭一下身子，前蹄腾空而起，又互相狠狠地撞到一起，那四只弯曲的角绞在一起，发出“喀嚓嚓，喀嚓嚓”的声响，你进我退，互不相让，一点不担心折断自己威武的羊角。我们愣住了，谁也没有胆量冲上去把它们从中间赶开，只觉得有天摇地动的震撼。它们打架，其它羊只们没有看见似的，有的安静地站着反刍，有的埋头啃着草皮，一副事不关己、处事不惊的架势。这种态度让我们失望。

打架的结果必然是两败俱伤，双方的头皮都被擦伤，甚至流着鲜血。我们怕大人责怪，商量了个一致的谎言:它们是在树上碰的。傍晚回家，悄悄躲着大人把羊只赶进圈里，装做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。可还是被大人们察觉了。“羊打头了？”以为要挨打，却没有，心里便安静了下来。听大人们饭间偶尔提及可能羊羔要产在冬季时，隐隐约约感觉到牴羊打头不是我们的错。

几年后，那些羊只被卖掉了。从此，我的老家里再没有养羊，而村子里也禁止上山放羊了。那时的一个疑问“它们打架为什么是对的”，长大后才有了答案。但那种美,觉得是惨烈的。

2．点点进城

表哥家的这头名叫点点的牛，在青草和玉米的喂养下，那些肌肉立体感极强地突出着，并且随着走动的步伐而颤动，显得格外健壮有力。而那种介于深黄色和深红色之间的毛色，在阳光下闪闪发亮，极具绸缎的光泽和质感,且使它显得庄重沉稳。它的额头上，有一个黑色的斑点，神似点晴之笔，当然，这就是它为何叫点点的缘由。

表哥没有感觉到它有什么与众不同。点点拉着梨，用平时的那种慢条斯理的步伐走在地里，他照样手里捉着一把鞭子(鞭子是用废弃了的帆布条子拧成的，沉重，且打击有力)，他照样不时的挥着鞭子，口里“昂、昂、昂”地喊着，有时还真把鞭子落在点点的臀部去。点点的臀部，用表哥的话说,“瓜一样圆实”。点点下地回家后，表哥怕它感冒，在它的身上总是盖上半截冬天用来做门帘用的毯子。如果不上地，中午刚过，就是太阳稍偏西的时分，把它牵出去，用刷子梳理它的毛皮。表哥还每天及时把牲口圈里的粪便清理出去，垫上从山上挑来的干土。这还不算，每隔几天，他还要给圈里撒上些草木灰。对于一头牛，表哥觉得理应这样对待，它可是咱庄稼人生活的本钱啊。

现在好多人家养毛驴。或许因为毛驴多的缘故，点点也就有了一次进城的机会。机遇这东西，有时真决定于偶然。

秋日的阳光温柔敦厚如一位世故的长者，风也像贤惠的少妇和畅了起来。或许这是一年四季中最美好的时光，山上的草还是那么青，别致小巧的花还继续开放。表哥和点点，边听着山上的的鸟鸣，边四平八稳地走在梨沟里。山上的麦子收上了场，眼下是翻耕茬地。这么美好的光影里，时常有人穿过，他们有庄稼人，也有过路的客人，也有说不清楚去哪里的乡镇干部。干部边走边说话，当然，由于距离的原因，表哥也听不到他们在说些什么。走近了，红光满面的胖子，挥着近于发肿的指头，用类似于惊喜的口吻对队长说：“嗯，对了，对了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就这头牛了”。表哥多么不情愿啊，说：“不行不行，我家的牛瘦着呢。”队长说：“你以为是牵了去吃肉啊。这是政治任务。”表哥初中毕业，虽然理解力和我一样差，但基本明白政治那是很大很重要的东西，一旦组织派给你这个任务，都是无尚光荣，当然，完成的过程也是非常艰巨的。

牛和表哥一样糊里糊涂进了城。这一夜，点点被侍候得很好。他们起得老早，公鸡刚叫过头遍，村庄婴儿一样尚在熟人中，大哥和点点上路了，谁都不知道他们的脚步从村子中央穿过。他们沿着打碎了多个村庄的河道而下，终于在天近傍晚时靠近了县城。这么一头在村子里还算威风的牛，现在像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孩子，面对不时驶过去的车辆和不断增多的人流，睁大了双眼，充满胆怯和恐惧，将身体一再侧过去，紧帖着主人的身体，生怕丢了自己。总算找到了目的地----城郊附近的停车场。可是，停车场里却只有点点这一头牛。

“一头牛怎么到停车场了呢？”这是个疑问。几个人问了，几十个便围了过来。小学里的学生放学了，“看，一头牛！”孩子们的队伍乱了，也围了过来。孩子们远远看着牛，想靠近但不敢靠近，牛想逃离却不敢逃离。车站的领导（可能是）出来了，表哥终于明白，这里真的有一场关于牛的比赛，但他将比赛的日子弄错了，公历和农历差得远呢。点点不明白发生了什么，它感到渴它要喝水。自来水管下面正好是一只一破二的油桶，清凉的水琼浆玉液一般。点点这时眼中在无别物，迈着方步走了过去。它将前腿稍稍张开，将尾巴朝上竖起，埋下头去，“吱----”大约一分钟，头也没有抬一下，等它抬起头时，人们看到，水桶见底了。

“哇----”院子里一片惊呼声。表哥最初很失望，并且有些气愤，但是在这一片整齐的惊呼中，他有了一种来自山村的自豪感。

3．恋上被窝

提起来是笑谈：我的辍学，缘于嗜睡。

大人清晨起来后，打着哈欠含混不清地说：“再眯一会儿该多好啊”。那时我不太理解这一声叹息，后来有了职业，早出晚归忙于生计时才恍然明白，大人起得早，是因为生活的紧张和无奈。

上小学时，学校距家约二公里路程。山村的凌晨，一切尚在甜蜜的酣睡之中，但红羽绿尾的公鸡醒得早，站在院子里的墙头上，伸长脖子“呕呕油油”地叫鸣，这种情境，极像我们十分熟悉的杨柳青年画上的那只神采飞扬的大公鸡，但我家这只公鸡的头顶上，没有那光芒四射的太阳，因为公鸡叫第一遍的时候，太阳还走在爬上东山的路上。然后是狗吠了，驴叫了。若是日暖花开时节，有个我们通常叫做“天明鸟儿”的，紧跟着公鸡起来，好像为报晓做补充似的，躲在院外稠密的树枝间，“吱----啾啾啾”地唱着，声音清脆绵长，笛子一般动听。这些，都是我们清晨起床的报时器。事实上，这些物候还是误事。比如，天阴的时候，公鸡的自然钟就会失灵，“天明鸟”也会偷懒。再比如，月亮特别亮的夜晚，昏睡的大公鸡突然醒来，一看整个世界通明透亮，以为应该报时，便鸣叫了起来，一只叫了，全村的公鸡就都叫了。山村的月光，也最能迷惑人的感觉。天还没有亮，却看见晨曦从门缝透了进来，在黑暗的屋子里，划着些水纹一样的印痕。这时节，母亲迷迷糊糊地惊醒了，急急地拍着我们的脑袋，叫我们赶快起来。

因为清晨起得早，我几乎每天要先在被窝里哼吱一会儿，然后在母亲的呵斥中爬起来，抹着眼泪去上学，因此也经常不是落下课本就是忘记铅笔。农忙季节，大人们起得格外早，要按时赶到很远的田地里去。晚上，挂在墙上的广播总要先放一遍生产安排，我猜得很准确，广播里“沙啦啦”地响过几秒钟噪音，再“扑扑扑”地吹几下，那肯定是生产队的队长要布置明天全天的劳动，极像学校的老师，下课时翻动教案，那肯定是要布置一些家庭作业。那年我上三年级，母亲起来后，把我们弟兄摇醒，说她要上工去了，过一会儿都起来。上中学的哥哥走时，再次把我摇醒，说他要上学去了，叫我赶快起来。清早的被窝是最美好的，绵软、温暖，土炕的气息亲切、舒适，我口里应承着，眼睛却像粘着胶似的，睁不开来。

终于，学校挂在一棵柳树的铧片敲响了，声音清脆、尖锐，余音在空气里水纹一样扩散。我坐在课桌前，胳膊肘儿压着卷了角的课本，和同学们乱七八糟地吵嚷着，年青的老师夹着教案，一只手捏着几根粉笔走了进来，吵嚷声安静了下去。点名，开始上课，写生字，念课文。下课了，我们从教室蜂拥而出，去上厕所----从梦中醒来，阳光从门缝、窗缝挤了进了屋子，我泡在亮晶晶的一片日影里。

这一天，我睡过了头。虽然经常有同学迟到，但我还是怕老师执在手中的木尺子，就没有去学校，下午也赖在家里没有去。我信誓旦旦的对母亲说，第二天一定去，我可以和一些同学一样，对老师说因为肚子疼便没有来学校。可到了第二天，就更加畏惧那把木尺了。同学上门叫我去，说老师不会打你的，可我固执的认为那不过是一句谎言而已。

后来，我从三年级又返回到一年级，许多大人和同学笑着说：“睡好了吧”！

4．亲个嘴嘴

我的两颗门牙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像斜打开的两扇门，朝里面歪着。我没有觉得难看，可好多大人认真地说，牙长得不好，长大了是会找不到媳妇的。我才觉得这不是一件小事，便为未来担心了起来。怎样才能使牙齿长得好一些呢？永远正确的大人们又说：“这得新娘子的手摸一下，牙就能够长端了。”哦，新娘子的手竟然有这样的奇效！于是，我一直瞅机会，想让新娘子摸一下长歪了的牙齿。

村子里，每年腊月都有娶进嫁出的喜事。当然，虽说是喜事，但姑娘出嫁，做娘的就有些依依惜别的味道，好像把姑娘推进火坑似的，背过身去不断抹眼泪。依当地风俗，娶亲热闹三天。刘老大娶媳妇时刚入腊月，他几天前就喜形于色，脸上挂着那种得意的浅笑，这个一直喜欢混在孩子们堆里的“娃娃头儿”，开始不正眼看一下孩子们。从早上开始，闲下来的乡亲们在他家的院子里不停走动，从厨房里窜出来的蒸馒头的水气，在院子里雾一样弥漫，真像过年的味道。这天阳光明媚，没有风，穿着棉袄的我，感觉到有些穿得太厚。我一直守在他家的门口，等待着新娘子进门。太阳离西山还有一尺高时，捂着红头巾的新娘子骑着披红戴花的毛驴，在一串愉快的铃铛声中翩然来到门前。刘老大很快从院子里小跑着出来，将新娘子抱回了新房。不知是新娘子穿得太多，还是她太沉，我看见刘老大行走时有些吃力。

天黑了下去，要闹洞房了。可比我大些的人们把我挡在门外。我便趴在新房的窗口，眼巴巴地透过白纸裱糊的窗子，看着里面的情形。墙角被高高支起的一盏煤油灯火苗，在屋内人们的呼吸中不断跳跃，不稳定的光线温暖而且热切。影影绰绰看见新娘子一身红棉袄，低头坐在炕角，一侧紧靠着脸上堆满笑意的新郎。我听见好多人起哄要他们亲一下，可他们总是不配合，惹得其他人把他们的头往一起碰。我很奇怪他们两个为啥不那么配合。我拍打着窗户，喊着刘老大的名字，可我的声音被淹没在那些起哄声中。我便愤愤地走了。牙齿没有被摸，很是沮丧。

快过年时，外地工作的堂哥终于也要回家结婚了。这对我来说是个欢欣鼓舞的好消息。一有时间，就去他家串门，并且对堂哥提出让新娘子摸一下我的牙，他笑了，这一个笑使我开怀、放心。那天下午，我老早钻进新房，可能因为我是亲属，竟然没有提出让我出去。新房的墙壁全用报纸裱糊了，还贴了几张年画，加上被褥一新，便洋溢着欢愉的喜气。傍晚时，新娘子引进家门，新房子里一下子聚满了人，要看看也在外地工作的新娘子长得什么模样。我好着急啊，右手的大拇指摸着门牙，才挤进人空却又被挤了出来。人们嚷着，让两个新人亲嘴（真是怪了，为什么老要提这个要求呢）。堂哥和我的嫂子涨红了脸，互相瞅着，就是不按大家的要求去做。于是，就有人把他们往一起拉。我担心碰伤了他们的头，也着急了起来。“亲一下，必须亲一下。”人们起着哄，伸长脖子要目睹亲一下的过程。堂哥和嫂子，终于将嘴对在了一起。这一刻，人们突然安静了下来，空气也仿佛瞬间凝结了似的。大家终于叫了起来：“好----！”

我真不明白，这些达到目的人们，怎么会脸红了呢。

(约5200字)

---写在汶川地震后

  文/李新立

这天的西北，和往常一样，温暖的太阳从东边升起，公路边草尖上晶莹剔透的露珠，闪射着宝石般的迷人光芒。红绿灯，人流车流，小摊点，叫卖声，以及厨房窗口忙碌的家庭妇女，所有一切使生活看上去秩序井然。这样一个美好的日子里，谁能想到大自然正在进行着一个震惊世界的阴谋呢！

谁也阻拦不了灾难来临的却步。我所在的企业在县城东郊，地势高于城内。五月十二日下午二时三十分左右，坐在电脑前写材料的我，觉得椅子晃动了几秒，但并没有再意。过一会儿后又晃动了起来，并且比先前更加厉害。公司经常有重型车辆驶出驶进，那些轮胎碾过水泥路面时，总会感觉到些许震动，我本以为是有重型车辆通过，趴到后窗一看，却没有，只有喊叫着、奔跑着的人们：“地震了！”地震，多么可怕的一个名词！惊魂未定地站在院子里，看见竖立在圆筒库顶上的用槽钢做成的广告牌在前后剧烈晃动，办公楼上的玻璃好像吹了气一样，要胀了出来。震动刚停，北边的烽台山、东边的店子山、南边的文屏山、以及远处西南部的山沟里发生爆炸似的，尘土弥漫，遮天蔽日。

恐惧、惊慌，许多同事掏出手机向外拨打，半小时过去了，竟然无法接通。孤独、不安，在大家的感觉中，什么地方一定发生了强烈地震。下午四时多，终于得知祖国的腹地四川省发生了大地震，波及甘肃、陕西、河南等多个省市，同时知道，甘肃的陇南和我的家乡平凉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。这些天，我一直在电脑上翻看着来自各地的报道。几个难过、焦急的日子里，不仅是我，还有世界，刻骨铭心的记下了曾经美丽的北川、汶川和汶川的映秀镇、什邡和什邡的蓥华中学、德阳和德阳的汉旺镇、文县和文县的碧口镇，以及那三万多曾经鲜活的生命。这些天里，我的双手颤抖着，不能写下任何文字以表达我的悲恸，把时间用在看电视、电脑上，那些心系灾区的领导，那些逝去的生命，那些肝肠寸断的哭叫，那些为抗震救灾奔赴现场的人群，都让我泪流满面。

这些天，好多信息传递着震后的不安，好多人沉着脸盯着地图上的地名，手指移动着，移动着。我所居住的小城，气温下降，风沙飞扬，是为那二万八千多位生命唱起挽歌？还是预示着又一个来自自然界的又一个突袭的到来？傍晚时分，居民们拖儿带女，背着被褥，走向文化城、体育场、西岭公园，空气紧张不安。我不能脱俗，也在这股人流中涌动，离弃家园的味道让人明白什么叫安居乐业。

这是我生平中第二次防震。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，唐山大地震，那时我九岁。大地震后，我们村子里首次驶来一辆吉普车，几个着中山装的从车上下来，除了散发传单，还召集大会，叫村民们做好防震工作。学校里的教师们也放下课本，把防震挂在嘴上。老师们说，地震前是有征兆的，大自然的反常现象会告诉你，井水冒泡泡，蛇阵过道道，蚂蚁排成队，鸡儿不去睡，牲口卧不安，狗儿乱叫唤。很少有人在家里过夜，大多数人家一吃过晚饭，就往大麦场里走去----大麦场里搭了许多简单而又形状、颜色各异的帐篷。我家没有住在大麦场里，是住在生产队的养猪场里，靠着一棵大酸梨树，用棍子作支柱，拿塑料布搭了一个简易棚子，地上铺了麦草，一家人坐在麦草上。起初和哥哥既害怕又兴奋，说说笑笑、打打闹闹的，过了好一会儿，母亲因为疲劳睡着了，我们才渐渐地安静了下来。深夜，我睁着眼睛，棚子里亮了起来，从棚子探出头去，外面如同清晨，整个村庄就沉睡在这种安静得叫人心跳的明亮里，亮，亮得清凉，亮得安静，安静得好像隐藏着什么危机。是要地震了？母亲说，那上月光。几天过去了，几十天过去了，人们又回到了家里。几十年里，我，我们，一直祈求着平安。

汶川，我多么想称她是“稳川”啊，永远平安、稳定、祥瑞。我的女儿，小学六年级的学生，放学回家后，猫一样缩在我的怀中，泪眼看着网络中那些学校、那些孩子的图片，哽咽着说：“这些同学和我一样大吧？”“为什么要有地震呢！”。她或许还不太理解大自然的力量，但让我感觉到了孩子发自内心的痛惜。

汶川县映秀镇小学教师张米亚，平时最爱唱歌，当人们徒手搬开垮塌的教学楼的一角时，见他跪倒在废墟之下，双臂紧紧搂着两个孩子，姿势像一只展翅欲飞的雄鹰。他走了，“摘下我的翅膀，送给你飞翔。”两个活着的孩子，不，应该有更多的人们，记着这句话，并成为一种神圣职责！

蓥华中学，一个永远疼痛的符号。当武警官兵到达现场时，废墟下传来学生们的声音：“叔叔阿姨，救命！”对初二女孩廖友瑶营救整整持续了三十五个小时，就研究营救方案开过三次现场会，她埋得太深了。虽然她的上身和双手都能动弹，但交叉着的双腿却牢牢地压在了石头之间。或许是觉察到了自己的伤势，她对抱着她的的武警战士说：“叔叔，我想弹钢琴、跳芭蕾舞……”获救后的一个名叫蒋蒙的同学，被送上担架时，不停地说：“下面还有人。”对未来的期望，同学间无私的关爱，让每一个人动容。

北川的一个幼儿园的废墟随时有可能因为余震而再次坍塌，这个被困的小女孩任思雨，当搜救的官兵队员迅速赶过去时，她说：“叔叔，我不怕，你们不要担心。”虽然她的双腿被石块卡住，身上沾满鲜血，但她紧咬牙齿，忍受着巨大的疼痛。救援工作十分缓慢，就在大家着急之时，孩子突然唱起了儿歌：“两只老虎跑得快……”。蓥华镇中学一名叫清清的孩子，被埋在了教学楼的废墟下，当她被救出时，人们盾见，她还在废墟里面打着手电筒看书。坚强，就是力量，镇静，就有希望！

汶川地震，使许多人的心碎了，但因这场灾难，使全国人民的心凝结在一起；汶川地震，使许多人失去了亲人，但也因为这场灾难，使全国人民的感情缔结得更加牢固！

就在昨天晚上，我坐在静宁阿阳学校的门口，看着那些上晚自的学生进出校门。学校前的宽阔场地上，也坐着不少出来防震的居民。按照常规，当深夜十一时三十分时，街道两侧的路灯要熄灭一排。是的，是这样，一排路灯熄灭了，但几秒钟后，又亮了起来，瞬间的黑暗，使灯光比以前更加明亮。有这样的明亮，我们还畏惧什么！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（ 草于2008年5月19日）

我的村庄的名称。

从镇上下了班车，翻过一座山，绕过一条沟，十多里的路程。我常步行着，边走边看路边的风景，站立两旁的柳树、杨树夹道欢迎，崖壁上的野花笑容灿烂。我虽然一身汗，但不知道行程劳累。

村庄在低洼地带。快到了时，喜欢站在一个豁岘口边，远远看着我的村庄。眼前一大片绿树笼罩着的，炊烟缭绕着的，便是我的村庄。路边一棵最大的榆树下，有两头黄牛的身影晃动着，那是我家的牲口。

村庄紧依着长满杏树和桃树的大山。院落象从山上奔泻而下的水珠儿一样，散而不乱地在山前撤开。五六十户人家，两大姓氏，一眼泉水。正月里，村子里的人们一起闹“社火”，平日里，一同分享和承担每一家的喜庆和忧愁。外村的人都说，中庄好，中庄的人好。外村的女子，愿意嫁到我的村庄来。

我原来想着，“中庄”之所以叫中庄，肯定是她居于周围村庄的中心。但从县域地图上看，并不是。或许应该请教别人，但没有这样做。

现在似乎明白，祖祖辈辈居住于这里的乡亲们，早就懂得中庸之道，并一直坚守着。

2、官院

官院，在村子的中心，约四亩地大。

官院的东边，很早以前有一座不大不小的庙，贡奉着大家最熟悉的赵灵官和王灵官，好像还有山王爷、土地爷，他们是保佑村庄平安、丰收的神灵。后来破四旧时，庙被拆除了，里面的神仙也被流放。便在官院的北边，修了一排房子，改成了村学。我们二三十个娃娃在这里从一年级读到二年级，认识了上中下，大小，人口手头，前后左右，知道了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做人必须端正如田字格里的方块字。再后来，村学撤并到中心小学。

官院里，夏天的时候，是生产队的麦场，麦垛塔一样密密匝匝地立着；冬天，是生产队里的仓库，院里摞着打碾过的麦草。老鼠在麦草中安家立业，麻雀在寻找最后的一颗麦粒。

庙被拆了，只留下了一个土台子。村子里有十分喜爱唱戏的，发动大家凭借着土台子，搭起了戏台。每年正月，村子里的锣鼓便“哐哩哐啷”一直响到二月二“龙抬头”。

官院，是集体活动的场所。“官”，是“公”的意思，与“私”对立，更与外人无关。不像现在的官，是个人的。官院，不是你家的，不是我家的，也不是他家的，而是大家的。

乡亲们的心中，公私就是这么分明。

3、弯路

从我家出去，朝北走三五十米，是过去烧瓦用的坪地，现在叫瓦窑坪。再朝北走三五十米远，就上了弯路。

顺着这条路往前，弯路呈“丫”字形分向两边。左边的一条分支，爬过一道山梁，伸向另一个村庄。我家的一些麦地，就在这个村子里，这种状况叫作“插花地”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大家都是亲戚。沿右边的一条，就可以走到那片长满苜蓿的叫“针插儿”的苜蓿地。苜蓿开花时节，紫蓝色的花儿雾一样笼罩着弯路，人的眼睛都是蓝色的，村子里也充盈着苜蓿的花香。这个夏天，在上空“嘤嘤”飞来飞去的蜜蜂和人一道忙碌着，等待秋天的成熟。

还可以到达埋葬着鞑子的塔坟。地里有坟和塔，就叫作塔坟。或许，因为地下长眠着鞑子，应该叫作“鞑坟”。但地里现在没有塔，塔在过去全被毁坏了。再往上，就就到了梁顶。

可是，弯路虽然不是直直地通向远方，却并不弯。

我想，大概是路太直，乡亲们才把它叫作“弯路”罢。

平处多坎坷，直道多峻险。乡亲们是最朴素的哲学家。

4、避风湾

这是一个少有人去的地方。

顺着一个叫仙家洼子的梁，向上，向上，是“羊路咀”，羊才能行走的路线。再向上，就是避风湾。避风弯里是成块的梯田。

村子里的大人们说，避风湾儿是个荒凉的地方。虽然那里种着许多生产队里的庄稼，但队里从不安排三两个人去那里劳动，一般都是成群的。我们孩子对避风湾的惧怕，全部来自大人的言传。

为什么荒凉，谁都有说不上。中午，远远地，听见避风湾儿里的风“呜呜”地响，如泣如诉。如婴儿哭啼，如大人抽洇。有时，呼见马蹄的脚步踢踏而过。

但，走进避风湾儿，却没有一丝的风，也没有任何声响，夜一样静。

这里到底发生过什么？

神秘的避风湾儿啊，你大概不仅仅是避风。

5、长路咀

村子的西边，是长路咀，也是村子的尽头。从外面来的人，走进长路咀，就走进了村子。咀不大，其实就是村路的一个拐弯儿，肘子似的。

长路咀，真的好长吗？不长，走七八百米远，又是另一个村子。但是，它又很长，是送亲人上长路的地方。村子里的乡亲们在这里送别远去的亲人，他们一去，一年半载不得相见。

亲人远行，一般在早上，天才麻麻亮，甚至，连天明鸟还没有叫。一家人这时都起来了，他们都要去为亲人送行，连久病在炕上的老人也能翻了起来。一家人，有时还有亲戚朋友，簇拥着走向长路咀。